李文化个人主页

    我心里清楚，《早春二月》导演谢铁骊成了“黑帮”，进了“牛棚”，自己等于是陪谢铁骊。

    谢铁骊被弄到“牛棚”，还坐了“喷气式”。他每次出来挨斗的时候，我都陪着检讨，虽然没有被打成“黑帮”，进“牛棚”，还有自由，每天可以回家，但是有一点，得检讨，不知疲倦、接二连三地检讨。一天里，大喇叭随时都有可能喊：“大毒草”《早春二月》的摄影师李文化出来开会检讨！

    我所在的“毛泽东主义公社”这边表示：让你检讨你就检讨，包庇你是不对的！

    为了适应形势，缓解环境的强大压力，我连夜写了一份一个半小时的检讨书，反思自己的错误和罪责，尽量做到能举一反三，融会贯通。开大会时，我上台，头一低，打开稿纸，从头到尾，照本宣科，一念一个半小时。这种老实的认罪态度得到了对立面的认可，认为造反派不护短。

    说不清哪天大喇叭又会喊：“大毒草”《早春二月》的摄影师李文化要作20分钟检讨。我立时“腾”地一下站起来，摸出上衣口袋里一个半小时的总检讨，从里面挑出几段，凑够20分钟应付，上台就念，念完了就走。那段时间，这份检讨一直放在衣兜里。

    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教师还组织起来，专门批《早春二月》，包括摄影方面的错误。所谓错误就是：你拍得那么好，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，就是属于个人内心的资产阶级倾向。

    北影厂和社会上的红卫兵一样，四处审查、抓人、批斗，即便是厂里的人也互相斗。我受到了很大震动，暗自思忖：“要说是无法无天的话，这才是真的无法无天！什么是横行霸道，这真是横行霸道！谁敢说什么，说什么就抓起来斗，也用不着谁批准。”

    北影厂中工人占主力的这一派，属于领导阶级，现在每天押着作为黑帮的领导和创作干部在厂里劳动，挖坑、运煤；吃饭的时候，一溜齐地排好队，拿着饭盆饭碗朝食堂行进。劳动、吃饭、进厂出厂，旁边都由手拿木棍子的工人一路押送，睡觉的“牛棚”门口也有人站岗。

    我蓦然惊觉，这个场景如此熟悉：在朝鲜战场拿着摄影机，曾一次次对准这种场面拍摄，情景竟是如此相同，一样的排队活动，一样淡漠的神色，一样的押解。事隔多年，远隔了几千里土地，在自己的家乡祖国，又发生着如此相似的一幕。当然也有根本的不同：一个是敌人，一个是自己的同志，怎不叫人感到困惑？

    此刻是北影厂派仗打得最激烈的时段，各派都想找一个有力的政治后台，给自己这派更稳固的支撑。有一派就通过内部的人找到了时任“中央文革”小组副组长的王力，长了自己这派的威风。我所在的这一派，也有人鼓励我去找江青，“江青比王力职位更高啊，也给咱们点儿指示，为我们这派撑撑腰，壮壮威风”……我一听，急忙摆手后退摇头，推辞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可不行！我怕官，更没有勇气和胆量。我这笨嘴拙舌的，一见官就更笨，更说不出话来，我可担当不了这个重任……”

    我心里很清楚，不管江青和我怎样熟，工作归工作，打派仗归打派仗。江青让我拍电影，因为自己是电影摄影师。自己的位置是什么？就是一名电影摄影师。除此以外，自己算老几？！正因为我没有妄自尊大，在混乱的政局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，所以平安地度过了这次危机。否则，一旦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，结果是不可想象的。